“就是。”男人女人高兴起来，一点累一点倦都没有了。
“不是才交了嘛？”
男人穿一件汗衫子，挥舞着锄头，挖女人替他割出来的一大片黄土。黄土下面，睡着一个个胖乎乎的红薯。刨上三两锄，男人就躬下腰，仔细地，把藏在黄土里的红薯，一个不漏地捡起来，往身后的空地上抛。空地上的红薯也堆得像小山似的。收工的时候，扛回家，堆在正屋里，是一家子的口粮。儿子要学费的时候，还可以扛一些去集市，换点钱。
“那倒是！像那个样子，干脆不读。”女人附和着。
男人说：“你说，县委书记，会像我们一样挖土？住茅草屋？顿顿吃红薯？”
女人继续割她的藤蔓，说：“没想过！要是我，吓都要被吓死！”
已是初冬，风有些刺人。太阳到了正午，还懒洋洋的，一点温暖也没有。男人和女人，全身上下，被汗水紧裹着。女人索性也学男人，把裹在身上那件缀满窟窿的毛衣脱了，单穿起汗衫子。这样，也并没有阻止汗水，把她，包裹得水浸浸的。
“只要考得起。老子就是卖血，也要供他上大学。”一谈起娃儿，男人就有用不完的劲，锄挖得愈发用力，似乎每一锄都能挖出一张人民币来。
“好多钱？”
“你狗日的敢！”男人暴吼着。
“你还记得有娃儿？”
“不要挖坏了我的红薯！”女人惊叫着，阻止着。“你那把骨头，哪个买啊？”女人叹着气。
“像你？”女人本来想替娃儿说说话，万一今年没考起，明年再复读一年。
路的旁边，放着一个收音机。男人喜欢那玩意，干农活的时候，像老婆似的带在身边。天南海北的事情，清清楚楚。累了，倦了，还善解人意，时不时地，来一些音乐，相声，把累啊，倦的，撵得远远的。收音机有些年份了，播音员在里面说着说着，常常就没有了力气，得跳过去，拍打几下，它才像昏过去的老人，慢悠悠地醒过神来。
“像我怎啦？像那狗日的贪官，整到劳改农场去了，差一点还掉了脑壳，那个大学，干脆不读。”刚才，收音机里说，原县委书记周波，出身农家，靠寡母供他上大学。
远远地，有个人影子。近了，才看清，是娃儿。
“怎回了？”“怎不在学校读书？”男人女人焦急急地问。
“对了，剩下的钱，拿给娃儿读书。”
“我怎晓得？”
“考不起还好，添一把锄头，给老子学挖地，还不一样活人？”
“你让我想想办法！”男人说。
女人也停止了对藤蔓的收割。她去路边，抱起一个茶罐子，咕噜咕噜地牛饮着。茶罐子里泡着女人从山上扯来的侧耳根，侧耳根泡水，解渴，提神。
男人放下锄，喘着气，问：“我们要是有100万，你怎用？”
说归说，骂归骂。女人始终挥着镰，稀里哗啦地收割着红薯藤蔓。男人也发着狠，挥舞着锄头，从黄土里，刨出一个接一个的红薯。
女人牛饮完，没好气地说：“你怎净说胡话啊！”
男人仍然问，陪上笑脸，说：“摆龙门阵，随便说说嘛！”
“我跑？跑到哪里去？要是老子有100万，马上盖一幢楼房，然后跑到县城，找几家馆子，我们和娃儿，放开肚皮吃几顿。”
女人对男人的回答还满意。但她很快回到现实中，催男人：“别做梦了！挖你的红薯！”
“爸，我干脆不读了。”
“那我就卖你！”男人坏坏地笑。
坡上的地，被红薯的藤蔓盖得严严实实。女人用镰，稀里哗啦地，割出一大片黄土来。藤蔓小山似的，堆在路旁，收工的时候，背回家，用砍刀，密密麻麻地宰碎，埋在窖里，是整个冬天，猪娃子的口粮。
“判了死缓，一辈子都在劳改农场，还没有我们安逸！”
过了好久，娃儿才说：“学费。”
摆龙门阵时间过得快。还是女人先回到现实。“你说，娃儿的学费怎整？”娃儿很争气，考上了县高中，高二了，成绩排在前面。
“卖血能卖几个钱？”女人一脸忧伤。
“那他要那么多钱干啥？”
娃儿蹲下身，替男人女人，收拾红薯。
“那老子就卖骨头。”男人发起狠，一连挖坏了好几个红薯。
“怎啦？”
女人可能也想摆龙门阵，就问：“要是你，怎过？该不会丢了咱和娃儿，跑了吧？”
“是补课的学费。”
“怎会？你没看电视，住的那些房子，还有空调，冬天了还穿汗衫子。哪顿不是有鱼有肉。”
“说正经的。要是娃儿考不起，怎整啊？”女人整天都浸泡在担忧里。
“那么多？”女人惊叫着。
娃儿说了一个数字。
男人还沉浸在100万之中。刚才，收音机里说，男人女人的父母官，原来的县委书记，贪污受贿100万元，判了死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