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生意不错嘛，我在心里替莎丽高兴。
“你不明白，”莎丽无奈地摇摇头说，“我是通过结婚移民来这里的，还没有取得合法居民的身份，如果他和我离婚，我就会被遣送回国。”
“谢什么呀，小傻瓜，是不是钱不够用。”
然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上天连这么简单的要求也不愿答应。
最后，警察还是来了，因为查理在公众场所用暴力殴打女性，在女权平等的欧洲，这可是十分严重的罪行。警察拷走了查理，也带走了莎丽，她是受害者，同时也是犯罪嫌疑人的直接亲属，将被带进警局作证。
“不，”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冷淡而又低沉，一点也不像刚才那个一直追着我问问题的小女生，“我一点都不想回家。”
“爸，妈。”
莎丽出生在伊朗的乡下。从很小开始，她就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嫁人，然后用换来的彩礼给游手好闲的哥哥娶亲。她的父亲六十多岁了，每天在地里耕田，靠着微薄的收成养活一家人；而母亲是个五十多岁的家庭主妇，目不识丁，一辈子生活的范围，只有自己家的灶台。
“我们是难民，给点钱买吃的吧。”那位母亲说。
“把她保护好，”莎丽指了指乞讨母亲牵着的那个小女孩，“她的身边，现在只有你了。”
原来，虽然仅仅只有几十公里的距离，可她从来没有来过市区，更别说大学校园了。我想到莎丽离开祖国的时候只是一个刚刚成年的小女孩，想必也没有读过大学。
父亲听到母亲的叫声，从客厅走出来，一看到莎丽的样子，就明白了一切。而她的哥哥也跟着跑了出来，看到这样的妹妹，生气地一拳打在墙上：“叫你们跟着她一起去的，你们不听，现在好了，从值钱的处女成了个不值钱的贱货。”
我还常常约莎丽来听我们的课程，她每次都怯生生地坐在最后一排，但是记笔记的时候，却比谁都勤快。
“臭婊子，现在竟然还找人撑腰了，我就揍你，怎么样。”尽管还是大白天，但查理的身上却有一股很浓很浓的酒味，臭得我想吐。
莎丽，你真笨，为什么要忍受这样的生活呢。我咬着牙，不想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这个姑娘，到底在自己的青春年华里忍耐了多少生活的不堪？
“谢谢，谢谢。”乞讨母亲一边感谢，一边离开。而莎丽也坐回自己的位置，继续看着窗外不断飞驰的黑暗。
莎丽站在瓢泼大雨里。她一只手拿着那把被折断的伞，另一只手托住胸口，才能让身上被撕碎的衣服不要掉下来。她的全身湿透，身上沾满了泥巴，脸上都是水，头发乱七八糟地贴在脸上，还有几道淤青和伤口，在她苍白的脸上、腿上和手臂上显得格外刺眼。
莎丽低着头，她沉默着，房间里一下子变得很安静。过了足足有一分钟的时间，她终于开口了：“有些事情，像你这样成长在和平的国家、温暖的家庭里的女孩是不知道的。在世界的某个地方，有一群人，她们忍受着歧视、犯罪和杀戮，而她们，做梦都想要过你的生活，这种在你眼里非常无聊的生活。”
在欧洲读书的那年，我住在市郊。早上八点的课，我六点半就要出门，先坐公交，再赶地铁，然后再换公交才能保证上课不迟到。每天清晨，我坐在地铁上一边背课文，一边啃干乎乎、冷冰冰的吐司面包充饥，或是干脆略过早餐。为此，我常常抱怨，觉得繁重的功课、遥远的住家以及那些硬到磕牙的面包是我的人生当中最痛苦的经历之一。我变得无比思念国内随处都有的早点摊，那些每天吃都不重样的烧饼油条、麻球豆浆。到后来，就连周末和家人视频通话的时候，我的语气里也充满了怨气。
吃人嘴短，我有些不好意思，就想着给她增加些生意。我曾经建议她换一个地方卖点心，譬如去我的大学附近，人流多，地方开阔，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为了探察地形，我还特意在一个周末带她去学校看了看。
“莎丽，为什么你看到警察这么害怕，你该不会是犯罪了吧。”我半开玩笑地问她。
从那以后，我就常常光顾她的点心小摊，上学时来一块，下午放学了再来一块。
“不，不要报警，不要报警。”莎丽一边哭一边低语，“他，他是我的丈夫。”当莎丽指着那个四五十岁，衣着邋遢，有着一个红彤彤的酒糟鼻，头发几乎秃光了的酒鬼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以为我的耳朵听错了。
“没事了，现在我们去叫警察。”我搂住莎丽的肩膀，想要安抚她。
6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莎丽一看到我们的校园就大声惊叫起来：“真美。”
这样的莎丽，我相信她的人生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接过点心的时候，我还有些狐疑地不敢下嘴，在欧洲数月，吃过各种看上去不好看、吃起来更难吃的东西，而眼前这个，不知道是否也是黑暗料理。还好，它闻上去有一股淡淡的烤土豆香味。
在她的家乡，因为严重的男尊女卑思想，再加上男女数目的失调，经常有女孩遭到性侵犯。然而，无论是法还是人情，都没有人愿意站在受害者这一边。
欧洲有很多像莎丽这样，从中东、非洲、亚洲来的移民，有的合法，有的偷渡。他们混迹在各种小卖店、小饭店以及工地，做着当地人不肯做也不愿意做的粗活脏活和累活。背井离乡，求的不过就是一个改头换面。所以，我没有继续追问莎丽。她一定有她自己的故事和伤口，除非她自己想要告诉我，否则，我也不愿意去多管闲事。
不会是来抢劫的吧？我想到最近报上登出的那些治安事件，背上冒出了冷汗。“莎丽，莎丽。救命啊，抢劫！”我赶紧往前跑，一边跑，一边向远方的路人大声呼喊。
莎丽说，她对自己的人生从来就没有奢念，只求将来嫁的那个人不会太坏，换来足够的钱给家里。至于自己，只要能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住，一口冷饭吃，她就满足了。
我叹了一口气，想起来她只不过是一个卖点心的，根本不可能了解我的压力和苦恼。于是也就住嘴，不再多说那些枯燥的法律条文和永远也看不完的外国案例了。
“一天也不想在这里多待了。”我对着电脑屏幕近似吼叫道，“太累了，太辛苦了，连顿热乎乎的早饭都吃不上。”
4
“不，不是老，只是，很成熟。”其实她的脸上没有任何皱纹，皮肤也很光滑，但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看到她的眼睛，就觉得她经历过很多事。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她和我八十多岁的外婆有点像。我的外婆曾经经历过文革动荡，所以眼神很像兔子，只要有风吹草动，她就会很紧张。莎丽也一样，只要看到男人，尤其是那些身材高大的，她的眼神就会透着不安，好像我警惕感十足的外婆。如果对方是警察，她甚至还会全身发抖。
“好吃。”我向中东姑娘竖起了大拇指，她笑了，牙齿又白又整齐。
7
“为什么？”可还没等莎丽说出答案，一位女警官就将她带走了。
我突然眼睛一酸，我第一次发现，原来这些曾经让我耳朵起茧的唠叨是这样的温暖而动听，而这对已经半百，但仍然疼惜我如孩子的父母，眼神里透露出的爱是如此真挚和深沉。
而你所拥有的，可能是她永远都得不到的幸运。
有的时候，看到她熬夜学习，我都会劝她休息一下，可是她说：“现在的生活，就是我梦里的生活。我又有什么需要再去做梦呢。”
“混蛋。”我冲着他的背影大声喊道，但这仍然不能让莎丽放松下来，她挂满泪水的脸上，写满了绝望。
那天，我陪她去搬家。夫妻两人共同生活了这么久，真正属于莎丽的，只有几件已经洗白了的旧衣服。莎丽离开她生活了几年的，在我看来只能被叫做狗窝的家。临走时，她还有些恋恋不舍。
给她留个念想吧，卖点心的时候也能有点盼头，我想。
我第一次看到查理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地狱。
我愤怒极了：“但他对你实行家庭暴力，你为什么不反抗呢？为什么你不干脆和他离婚呢？查理就是利用你的软弱一直虐待你。”
但有一天，我实在忍受不了虚空的胃，咬咬牙，狠下心来到了中东姑娘的小车前。
“真的吗？”我感到不可思议。
“好吧。”查理咽了口口水，像是下了个决心。他侧过身，露出一条缝来。莎丽头也不回地往他房里走了进去。
“你能带我走吗？”她对他说，“只要你能够带我离开这个国家，我会陪你睡觉的。”
“乖囡囡，最近有没有好好吃饭。”透过电脑屏幕，隔着大洋的父母争着从摄像头里探出脸来，想要看看我究竟是胖了还是瘦了，“早饭有没有及时吃啊，学习不要太辛苦哦，劳逸结合，注意身体。”
“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外国姑娘，嫁给一个年纪可以当她父亲的男人，而且还对她这么糟糕，这绝对是家庭暴力。”她说，“莎丽不肯告她的丈夫，应该是处于被威胁的状态，出于恐惧。”
“他不能有事。”莎丽突然拉住我的手，大声对我说，“我不告他，我不可以告他。”
“求你了。”莎丽哭了，她看着查理的房间，那个昏暗的空间里面堆满烟头和空酒瓶，还有前一晚妓女留下的避孕套，她知道这里是地狱，但她同样知道，在她身后，那个被人称作家的地方，则是一个比地狱更加残酷的地方。在那里，那些叫作家人的人，将让她过上生不如死的生活。
可是莎丽像是没听到我的话，她伸出手招呼那个乞讨的母亲，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五欧元来，放在乞讨母亲挂在胸口的那个搪瓷杯里。
她看上去很高兴，给我了一个她刚做好的点心，然后用并不娴熟的英语告诉我：“Hot，careful.”
2
“没有，刚刚睡醒，可能还有点充血。”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打了个哈欠。
“你眼睛怎么红了。”电脑那头问。
当我在证人房里看到莎丽的时候，她正望着眼前的桌面发呆，哭过的痕迹还未消退，一双大眼睛有些红肿。
“可离放假还有好几个月呢。”
而被带上警车的时候，查理回过头来，用他那双颜色污浊的眼睛狠狠地瞪了一眼莎丽：“要是我有事，你也绝对不会好过的。”
那天我下课得早，手里拿着在学院办公室里拿到的免费英语培训的宣传单，兴冲冲地想要拿给莎丽。她的英语并不好，但一直说想要学，我觉得这个免费培训会很适合她。远远的，我就看到巷子那头的那架小推车，而且除了莎丽之外，车前还站着一个男人，在和莎丽指手画脚地说着什么。
“你也累了吧，回去早点休息。”我对莎丽说。
“我离开伊朗的时候，从没回头去看一眼。”她对我说。
那天，她出门的时候，手上打着家中仅有的一把好伞，身上穿着她唯一一件没有补丁的裙子。她要去的地方，是邻村的一个光棍的家里。而她将见到的，是媒人已经给她说好了的婆家。
“回国怎么了，总比被他打死好啊。”我很不解。
莎丽在中学时的读书成绩很好，可是她却从来没有机会上大学，因为她的父母说了，“没用”。在家里，她的地位还不如那台已经十多年高龄的黑白电视机。而她的哥哥，也对她毫无怜爱，只会在她洗澡的时候透过有缝的门板偷看她的身体，被她发现了，还理直气壮地说，“看几眼怎么了，反正是要便宜外人的”。之后，莎丽洗澡都穿着内衣，即使遭到母亲的责骂也绝不肯脱掉。
于是，当我去警局看莎丽时，我带上了这叠厚厚的资料，无论如何，我都想帮帮这个女孩。
两小时以后，正在家里做饭的母亲抬起头，发出一声尖叫。
“怎么了。”
“你怎么这么傻呀，五欧元你要赚好几天吧，怎么能给骗子呢？”我偷偷地拉了拉莎丽的衣袖，对她说。
有一回，老师拖堂加上课后讨论，一直到深夜我才回家，经过小街的时候，我发现她竟然还站在那里。在昏暗的路灯下，她和她的小推车一起停在小巷的深处，一动不动的，像块石头。
“我听说几个月前邻村有一个女孩被强暴，去警察局告状，结果女孩被判通奸罪，被抓进了监狱。”父亲一边抽着烟，一边说，“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道，你就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明天去向婆家道歉，婚礼照常。”
负责案件的女警员告诉我说：“我们已经去当事人的家中取证。他们住的房子很旧、很乱，房间里到处都是酒瓶和旧物。查理不仅是个酒鬼、赌徒，还是个瘾君子。他没有职业，靠着政府的救济金和莎丽赚来的钱去买酒、赌钱、嫖妓、买大麻抽。据他们邻居的老人说，查理脾气暴躁，稍有不满就对莎丽拳打脚踢，隔着墙都能够听到查理对莎丽实行暴力，甚至能听到莎丽的哭声和尖叫声。查理还威胁过邻居老人，如果告诉外人或者通报警察的话，他会狠狠报复的，所以一直到现在莎丽的事都无人知道。我们为莎丽做过身体检查，除了脸和手，她的身上没有几块好皮了，几乎全部都是淤青和伤痕。”
1
而爸爸妈妈总是安慰我说：“再坚持一下，等放假回国了，我们每天给你做好吃的。”
刚开始，查理还有些摸不着头脑，但当他看到莎丽手上大片的淤青之时，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两个慢跑经过的青年人听到我的声音，看到我一脸惊恐地指着莎丽和那个男人，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他们很快就冲了上去，一人拉住一条胳膊，把那个男人从莎丽的身边拉开。
欧洲人习惯吃早餐的并不多，大多都以一杯黑咖啡代替。但是要说早点摊，也并不是没有。
不大的校园，我整整陪她逛了一天。我们启程回家的时候已是日落，一整日的行走让我累得不行。
“我很老，对不对？”她摸着脸问我。
莎丽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腿突然开始发抖。她说，这句话，比那个将她扑进草丛强暴的老光棍伤她更深。
“法律？”我看到她的眼睛一亮，“好厉害，你一定很聪明。”
“查理不是坏人。”还没等我在坐下，莎丽就慢慢地说开了，“他原本是个在伊朗做生意的商人。两年前，他把我带到欧洲来，给了我住处和食物。他本来对我很好，但因为生意失败，投资破产，他才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莎丽没有回应，但我却从车窗的倒影里，看到她眼角划过了一道亮晶晶的东西。
在妈妈的提醒下，我突然想起来在离我的住所不远的一条小街上，有一个中东长相的姑娘。她每天清晨推着一辆小车停在路边，车上摆着一个煎锅和半成品点心，一站就是一天。她的生意并不好。我每次路过，远远地总是看到这位中东姑娘安安静静地站在那儿，少有人经过，更少有人光顾生意。所以我下意识里觉得，她卖的东西一定很难吃。
两个青年人也愣住了，就在他们松懈的时候，莎丽的丈夫，那个叫做查理的人渣一下子挣脱了出来，冲上来狠狠地给了莎丽一巴掌。
人们帮莎丽申请了救济金，租了一间小屋。而当我的大学校长听说她的故事之后，也给她提供了一份很棒的工作，在大学的食堂里做菜。这下，她就拥有自己的收入，而且还能够申请正式的欧洲居留身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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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公众场合行凶加上长时间的家庭暴力事实，查理最终被法院判处了故意伤人罪，被关进了监狱。
她没有回答我，只是她瘦削的肩膀，颤抖得更厉害了。
我的邻居露娜是一个政府公务员，专门负责家庭暴力社会案件中受害女性的救援工作。当她听到莎丽的故事的时候，神情当中的气愤绝对不亚于我。
“终于结束了，好想回家。”我坐在地铁上舒展了一下手臂。莎丽坐在我的身边，张大眼睛，不舍地望着渐渐远去的校园的方向。
3
莎丽说，当她进入那片黑暗的时候，她却看到了光明。
“为什么害怕回国？回家不是很好吗？”我不理解。
“报警，快报警。”我冲了上去，一边对着那两个青年人大喊，一边将莎丽拉到一旁，仔细检查她是否受伤。还好，她的手上只是有些擦伤，不过脸上却挂满泪水。
“不厉害，也不聪明。这个专业一点都不好，上课很无聊，我都在打瞌睡；考试太难，法条背不出；学的人又太多，毕业不好找工作。”我接二连三地倾吐着对自己专业的不满。
仔细想想，莎丽好像从来没有和我说过她以前的故事，她在伊朗的生活，她的家人和朋友，以及她为什么来欧洲的理由。
莎丽很喜欢她的新工作，我每每去食堂吃饭，经过她掌勺的窗口，都会大排长龙。
露娜给了我很多的资料，关于女性权利的介绍和女权组织的联系方式，并且告诉我，如果莎丽需要任何的帮助，都可以得到免费的法律咨询。
不过，除了身世比较神秘之外，莎丽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和她渐渐相熟之后，她常常会不收我的钱或是干脆给我双份的点心，而她的这种表达友谊的方式，也让我在那几个月里腰围一下子就膨胀了起来。
那天晚上，我帮她收摊，然后和她一起离开。摇曳的月光下，她告诉我，她的名字叫莎丽，来自伊朗。我则告诉她，我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专业是法律。
“谢谢你们。”
她冲我笑，从小车里拿出了一个小袋子递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块小点心。因为存放得好，现在还感受得到温热。
“可是我觉得很好，你以后可以当律师，有好的工作，赚很多钱，买自己的房子，过自由的生活。”她的语气里充满了羡慕，“我好想有你这样的生活啊。”
那天，莎丽在床上坐了一整晚。第二天清晨，她用旧床单打包了三件衣服、一条裤子、一双鞋，离开了家。她来到村口的小旅社，敲开那个睡眼惺忪的欧洲商人的门。他曾经在路上将她拦下，问她能否用一百块钱的价格陪他睡一晚。他就是查理。
这是莎丽离开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我想了很久，都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意思。
“怎么了？”我觉得奇怪，问她，可是她却陷入了沉默，无论我说什么，她都不再应答。
“救救我，请救救我，不要告他，我不要回去。”
“不，我没有，”她说，“我只是害怕，害怕他们把我抓起来，送回国去。”
“上大学是什么样的感觉？老师和气吗？同学友善吗？食堂的东西是不是很好吃？图书馆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书？……”平时话不多的莎丽变成了一个真正活泼的小女生，不断地拉着我问这问那。当我带她来到学校的塑胶操场的时候，她甚至脱掉鞋子，光着脚在上面跑了两圈，快乐得像个孩子。
莎丽知道自己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但不知道，当悲剧真正发生的时候，可以这么惨烈。
“留给我的？”我不敢相信。
这个世界，有人幸运，一出生就有人爱，一辈子过着优渥富足的生活，同样的，也有人不幸，他们没有自尊地长大，没有期待地活着。
“别信，这些都是假的，骗钱的。”我偷偷对莎丽说，“我在报纸上读到过。”
“大不了拉肚子。”我这样想着，眼睛一闭，把点心塞到了嘴里。出乎我意料的是，味道还不错，油炸的脆皮里面，裹的是土豆泥和肉末，咬下去满口香。三口两口的，我就吃完了手掌大的一整块，一下子就觉得整个胃热乎乎的，甚至都觉得这个寒冷的冬日清晨一下子变得暖和多了。
而莎丽，在当地妇女权益保护组织的劝导和开解下，同意和查理离婚。
对于莎丽遇到的伤害，她的家人选择了忍气吞声。
“嗯，你上学辛苦，怕你饿了。”她的话很短，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往外吐，但我却觉得无比动听。
“嗯。”
莎丽的噩梦开始于一个雨季。
“那你想想办法，住的地方附近有没有什么早点摊，自己买点吃，钱不要省，没钱了家里打给你，不要把胃弄坏。”
“这么晚了，还在呢？”我走上前去和她打招呼。
周末，久违地主动拨通了父母的视频电话。
“放心，法律会惩罚他的，他不会再有机会欺负你的，”我对莎丽说，“我帮你告他。”
“哦，你先闭眼休息一下。不能老是对着电脑的，玩一个小时电脑要站起来眺望远方……”
地铁上，我们遇到了两个乞讨者，是一个头发蓬乱的母亲带着她幼小的女儿。
可是随着我渐渐走近的脚步，我却听到那个男人的声音透着凶狠，而且，他还狠狠地推了莎丽一把，把她撞在了小推车上，点心撒落了好几个。
“不是，就是最近认识了一个朋友，她生长的条件很差，所以觉得很感谢你们，给了我这样好的成长环境。”
“请给我一个。”我指着那些金黄色的油炸点心说。
“你就在这里读书吗？好幸福。”她摸着图书馆门前的大理石门柱，眼睛东看西看，像是进了大观园。
和莎丽交了朋友以后，我发现，她其实只有十九岁。
“什么朋友啊，这么可怜，那你要对人家好一点，能帮的多帮帮她，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