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与我的生活状态完全相反，虽然他和我一样，没什么正经工作，但是他有一个日程表，上面明确规定几点到几点做什么，日子过得很充实。有一天晚上他告诉我，他在路上遇到了两个女人，让他给她们买吃的，他说不好意思，他已经被这样的把戏骗过好几次了。她们回答说，和那些人不一样，她们不要钱，在路边随便给她们买点吃的就行。他说，超市有很多试吃的，你们多去几家差不多也能吃饱，他就经常这么干。她们听完扭头就走了。“也不知道她们有没有记住。”最后他总结说。我以为他在讲笑话，很配合地假笑了几声。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真事，他曾在一天之内试吃了八家超市的新推出的糕点，“撑得快吐了。”他摸着肚皮一脸满足地说。他还会跑到五星级酒店里去蹭自助早餐，跑到陌生人的婚宴里偷吃蛋糕。后来有了送外卖的APP（新用户首单一般都立减20元），他就把每一个都用一遍，每顿饭都只用花一两块钱。
4
我没有女朋友，也没有朋友，懒得去找。每天早上洗完头发后，我就呆在家里看书，但和那些文学爱好者不一样，我很少能真正读完一本书，我觉得这世上能值得一读的书并不是很多。我买了一把吉他，在家里自弹自唱，但我只会四个和弦，大横按怎么学也学不会。在家里呆腻了就去城里闲逛，偶尔看看免费的演出和电影，或者听听讲座，演讲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但不妨碍我听得津津有味，有时我还会装作热心读者提问。我最喜欢去听中国当代著名诗人的诗歌朗诵会，不是因为喜欢他们的诗歌，而是为了去接近这个世界上自我感觉最好的一群人，为了去感受他们身上那种目空一切的乐观气质。有一回一个学生冲上一个朗诵会的舞台要朗诵自己蹩脚的诗歌，他一口气念了三首还意犹未尽，最后主持人冲上台抢走了他的麦克风，这件事让我笑了好几天。又或者我会随便上一辆公交车，到了终点站再坐上另一辆，它最后总是会把我带到某个荒凉的角落，而那些地方总是住满了人，他们对我的闯入毫不在意。看着公交车上那些赶着上班的人，有时我很开心，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因为他们要去打卡，开会，看老板脸色（总之就是去浪费自己剩下的生命。在我看来，为了生存去从事一件自己不喜欢的工作，跟自杀没有什么区别），而我不用上班，甚至连目的地都没有。
前女友分手的时候对我讲：“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话太酸了，一开始还觉得挺有趣的，时间长了，就觉得心累，谁能受得了一个人像背台词一样说话？而且你背的还是翻译腔的台词……”“看在上帝的份上，”我试图缓和一下气氛，“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吧，我们为什么不找家咖啡馆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呢？”但她并不觉得好笑，扭头就走了。她走得很快，斜挎式背包几次从肩上滑落，又被她扶起。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
5
“你快乐的秘诀是什么？”我笑着问她。“你看你现在不是笑了吗？”她说。“我这是苦笑，”我收起笑脸，“卡夫卡说得好，心脏是一座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一间住着痛苦，另一间住着欢乐，人不能笑得太响，否则会吵醒隔壁房间的痛苦。”“他的心脏该装修了，”她笑着说，“该换一面隔音效果好点的墙。”
我想起昨天晚上鲁尔坐在沙发上对我讲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混得很好，起码比他俩强。”“我其实是故意让自己保持贫穷的，”我又开始背台词了，“我这样做只是为了让自己免于受到那种买房买车、结婚生子、随波逐流式人生目标的束缚。”她摇了摇头，没有接话。现在想来，那也许是她临走前的寄语。
从那以后，我才意识到说话太文雅也是不对的。想要像一个具有正常社会属性的成年人那样活着实在是太繁琐了，我总是不得要领。出乎意料的是，胡安并没有觉得我说话奇怪，反倒是有些激动，他把矿泉水瓶子换到左手，伸出空出来的右手，示意要跟我握手。“同感！”他一把握住我犹豫片刻后才伸出的手，像从压水井里打水一样，用力地摆动了几下。
7
在胡安的建议下，鲁尔存下了一大半的“赌资”，剩下的几千块入股了大福的“公司”，跟着大福卖起了盗版书。那阵子她每天都捧着书看，读了很多世界名著。有一天胡安问她在看什么书。“门罗。”她回答说。“门罗是谁？”“加拿大的契诃夫。”“契诃夫是谁？”“俄罗斯的马克·吐温？。”没等胡安继续问，她就放下书大笑起来。
2
令人不解的是，他还有一个女朋友。每天晚上十二点到一点，是他给外地的女朋友打电话的时间，他们总有说不完的话，每次都聊得很开心。他的女朋友叫鲁尔，在某个四线城市的麻将馆上班，每天负责端茶送水，做夜宵，换换零钱。有一天，胡安突然告诉我，不久前的一个晚上，警察突然袭击了那家麻将馆，但事先有人通风报信，于是赌客们匆匆离席，把赌资留给鲁尔保管。鲁尔看着那些钱（后来数了下有32110块）一下子眼红了，带上钱连夜赶到了北京。
说起上大学，这四个人里面我不是唯一一个上过的，大福也上过。不同的是，我拿到了毕业证，而他没有。据胡安回忆，上小学时，大福是他们学校的风云人物，学习成绩好，打架也难逢敌手，黑白两道通吃。胡安一直记得他，有时候做与学校有关的梦时，他还会梦见自己的作业本上写着大福的名字——他变成大福了！他心里很自豪，但又有些紧张，怕被人发现他是冒牌的。有一段时间，胡安一直四处打听大福的下落，后来在一个老乡的QQ群里，他才得知大福也到了北京，混得也不怎么样。他感到一丝宽慰，他们是同乡、儿时好友、同属社会底层，不必担心沟通的问题。但是等他找到大福之后，他发现实际情形没有他想象中那么理想，虽然他们吃饭时经常是他请客（他还借给了大福3000块钱，至今尚未归还），但是，用胡安的话说，大福从心底里还是有些看不起他。
胡安不愿多说什么，只是呆呆地望着没有开机的电脑屏幕，一口接一口地喝酒。我说你别再喝了，再喝就酒精中毒了。他说要你管？你们没一个好人。我以为鲁尔搬到大福那里去了，就去大福那里找她。事实上这是他们之间的私事，我无权干涉什么（除非我认为牵过手就要负责），但我就是抑制不住想要一探究竟的冲动。我已经想好了退路，如果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就问他们有没有《鲁迅全集》，最近想重温一下国民的劣根性。
于是一拍即合，我们租下了一套二居室，成了室友。
这是我刚做的一个梦，我问胡安把这个梦写成一本书能不能畅销。他说不能。我说好吧。在梦里，葬礼举行的地方是一片草原，我隐约能听到一对夫妻缥缈的合唱声。这歌声给了我行动的灵感，我买了一张去海拉尔的火车票。这是我五年来第一次离开北京。下车后一个黑车司机问我是不是想去呼伦贝尔草原。我说是。他说他可以带我去，只要两百块，还可以送我一包奶片。我就上了他的车，一边嚼着奶片一边望着窗外的风景。不知道开了多久，我忽然闻到了一股草原的气味。虽然我从来没去过草原，但我肯定那就是草原的味道。
其间鲁尔想起来我们都没有对方的微信，就提议用微信的“雷达加好友”功能互加好友，“雷达圈”里出现一个叫“心情好”的人，我们都以为他是大福，问他你是“心情好”吗？他凄然一笑，压低了声音说，“我心情从来没有好过。”
那天夜里，我听到哭声，一开始我以为是鲁尔，后来完全清醒过来时才意识到是胡安。我来到客厅，发现鲁尔跷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抽烟，她下身只穿了条白色的内裤（和她的皮肤一样白得晃眼）。她说胡安喝醉了在发酒疯。我忘了我们聊了些什么，只记得最后她非要去我房间。吃晚饭时她就给我发短信说他们俩都喝得差不多了，一会儿我们俩换个地方接着喝吧。我回说我喝不下了。我现在明白那句话的意思。可她胆子怎么这么大？被胡安发现了怎么办？我想起胡安讲起大福给鲁尔看手相时眼睛里的杀气，便张开双臂挡在门口，对鲁尔说她喝醉了，房间门在那边。“没意思。”她白了我一眼，回屋去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听见行李箱的轮子在地板上滚动的声音，我想起了春节前飘荡在火车站里浓郁的乡愁味（因为没挣到钱，没脸见父母，我已经五年没回家了），就又迷迷糊糊睡着了。醒来才知道鲁尔已经搬走了。
二零一二年九月的一天，我在北京市芳园里小区里寻找租房信息，在一个废弃的电线杆前我遇到了胡安。他提着一个一升装的矿泉水瓶子，背着双肩包，双手叉腰站在电线杆前看小广告。“你也在找房子吗？”他问我，举起矿水泉瓶子猛灌了一口。“是的。”我盯着他上下抖动的喉结。“你怎么不在网上找？”他盖上矿泉水瓶盖。“网上信息太多，就像是站在一辆已经满员却还在不停上人的公交车上，让人特别烦躁，我都是直接去要住的地方找。”我盯着小广告回答他。
鲁尔来京的那天晚上，胡安决定去KTV唱歌，为鲁尔接风，同时也为了庆祝那一笔飞来的意外之财。胡安还叫上了他的小学同学大福（在这之前，我都不知道他在北京还有朋友）。大福是一个卖盗版书的书商，一个自认为怀才不遇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个麦霸。不管是什么歌，也不管是谁点的，他都要大喊一声“这是我的成名作”，然后夺过麦克风，开始他撕心裂肺的演唱。我们喝得都有点多，但是都很开心，一起玩骰子划拳。中途我去上厕所，回来时忘记了房间号码，转了好几圈都找不到。那个KTV在地下二层，大得有点离谱，像一座迷宫，每个房间里都装着一群心碎的人，他们都冲着误入其中的我投来茫然无措的目光，然后又埋头歌唱，他们有那么多歌要唱。我不停转弯，不停打开别的房门。有那么一瞬间，我感到自己再也找不回那个房间了，再也离不开这座疯狂的地下王国。就在这时候，出来上厕所的鲁尔看到了我，我告诉她我迷路了。她哈哈大笑，牵着我的手往房间里走，一边走还一边抚摸着我的手背，像是在安慰从噩梦中惊醒的孩子。
每天早上醒来后他都会发现自己的头发变成了另一种颜色；时而是直发，时而是鬈发，时而又是一半鬈发一半直发；他的头发长得很快，不出一个星期就能长到后脚跟，所以他每天都要去理发店理发；最要命的是只要有年轻女子从身旁走过，他的头发就会像打过发胶一样迅速立起来。最后，他终于不堪忍受头发的折磨，剪了一把头发上吊自杀了。据给他送葬的人讲，他的头发在他死后还在不停地变幻着颜色和形状。为了目睹这一奇观，人们延迟了他下葬的时间。直到他的尸体开始腐烂，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将他和他的头发抬进棺材里给埋了。
第一次去大福家是和胡安、鲁尔一起去的，他的房子很大（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卖盗版书挣的钱，后来才知道他写小说能挣不少稿费），家里堆满了书，码放得整整齐齐的。他有一个书架，上面放的都是自己看的正版书。大福像是知道我要来，我只敲了一下门就打开了，他的房间像是刚被小偷光临过，书架倒了，书撒落一地。他就坐在一堆书中间，自顾自地点燃一根烟。“我在找一本书，怎么也找不着，一生气就把书架推倒了。”他吐着烟圈，像是在讲别人的事。“你找我有什么事？有事就讲，我一会儿还要出去摆摊。”鲁尔不在他家。大福说有一回城管没收了他们的书，鲁尔一个人跑去城管大队把书要了回来。大队里有一个临时工，是一个富二代，跑去体验生活的，两人一来二去就好上了，她可能是去找他了。但也有可能是去找“心情好”去了，你还记得那天吃饭时搜出来的那个“心情好”吗？鲁尔加了他的微信，我们一起摆地摊的时候，她一直在跟那个人聊天。我是无意间瞥见她手机屏幕才发现的。当然也有可能她投奔我的编辑马川去了，有一回我们仨一起吃饭，他们俩一见如故，聊得很投机。“她不是一般的女人。”大福最后总结道。
3
胡安又恢复了正常的作息，他不再偷衣服了，找了一份编辑的工作。他没想到编辑的门槛这么低，只要识字就行。在考察了一遍国内畅销书之后，他还怂恿我写一本，他说他读过我在网上写的日记，文笔很好。我还是有些魂不守舍，日子过得恍恍惚惚的（好像鲁尔的离去对我的伤害更大）。有时我洗脸会忘了摘下眼镜，有时看东西很模糊，以为是眼镜没戴好，就拿食指去扶镜框的中央，结果穿过并不存在的镜框戳到了自己的鼻梁，原来是出门忘了戴眼镜。我给家里打电话，有人接了电话却没有说话，但我能听到对方粗糙的呼吸声，后来电话终于打通了，父母却说他们刚才都不在家。有一回我去医院看病，排队挂号的人非常多，终于轮到我时，我却忘了自己得了什么病。
这些都是他喝醉酒之后告诉我的，他喜欢喝啤酒，每天晚上八点到十二点，他一边喝酒一边玩游戏。他从不关门，说这样才能使空气流通，保持与外部世界的联通。夜里我每次去上厕所，望向他的卧室时，都看到他保持着同一个姿势坐在发光的屏幕前（他的电脑屏幕就像是一个独眼怪兽，释放着某种神秘的脑电波，紧紧地吸附住他），旁边堆了一堆空啤酒瓶。
鲁尔的到来让这个死气沉沉的房子充满了笑声，但胡安好像没以前开心了。他说有一回他路过大福的书摊，看到大福正在给鲁尔看手相，两人的姿态很亲昵。于是他经常打破自己的日程表，跑去他们的摊位（奇怪的是他对鲁尔和我牵手这件事似乎并不在意）。大福好像发现了什么，对他的态度也越来越冷淡。鲁尔倒是挺正常，还是笑个不停，因为服务态度好，她的出现让盗版书的日销售翻了两番。“那你为什么要让她去卖盗版书呢？”我问胡安。“因为她挺喜欢看书的。再说了，你说在这个城市一个没上过大学的人还能干吗？”
我回到住处，胡安已经出门了。接下来该做些什么呢？我第一次感到空虚。今天该交洗发水使用报告了，我得让他们往我脑袋上钻个洞，负责人已经打电话催了，但我不想去。我脑袋一热，背起墙角的吉他打算去地铁口卖唱。刚掏出吉他就被地铁保安盯上了，他说这里不许卖唱。我说我不卖唱，只是坐在这里欣赏我的吉他。他无话可说，只好灰溜溜地走掉。我真的坐在那里盯着吉他看了半小时，其间居然还有人给我两块钱。第二天我又去了，像是去完成一个行为艺术表演。第三天，我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行为其实是个体反抗暴政的象征，就越发不可自拔了。我看到一双又一双的脚在我眼前走来走去，而地铁保安躲得远远的，大概以为我是精神病患者。一个星期后，我觉得很无聊，就把吉他留在地铁口自己走回去了。
有一回我们四个人一起吃饭（自鲁尔来京之后，我们经常一起吃饭），那天的气氛有点诡异，我们三个男人要么都不说话，听着鲁尔自言自语般地讲她携款潜逃的经历（麻将馆是她小姨子开的，当晚的四个赌客都是熟人，她携款逃跑这一举动其实已经相当于自绝于家乡，她多少还是有些担心的，而她释放忧虑的办法就是一遍遍地重述当晚的情形）；要么你一言我一语，暗中较劲，拼命讲黄段子逗鲁尔开心，好像谁的段子讲得最多，谁就能争得鲁尔的宠爱。这四个人仿佛明天就要被关进牢里了，今晚得趁着还有一点自由及时行乐醉生梦死。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但经过这次身体接触，我改变了对她的初步印象。胡安之前每次向我提起鲁尔的时候，都把她描述成一个绝世美女。或许是我期望太高，看到她的第一眼，我很失望，不过是一个染着黄发，五官端正，皮肤白皙的普通女人罢了，长得还有些胖。但是她的手很柔软，像是没有骨头，我想大概人类的触觉可以抵消掉视觉上的遗憾（但也有可能只是因为我有好几年没有碰过女人罢了）。不知不觉走进了房间，我这才想到要甩开鲁尔的手，但是她暗中用了一下力，像螺帽扣住了螺丝。我看到胡安的眼光落在我们结合的双手上，但他迅速扭过了头，为大福的演唱鼓掌。
“洗护发产品测试员”——我从事的工作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说过，你可以将其类比于“药物临床试验员”，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试用那些尚未上市的洗发液、护发素、发胶等洗护发产品，测试其安全性和有效性。测试的步骤通常分为三步：将新产品涂抹于皮肤之上，观察是否有过敏反应，耗时一天；每天试用新产品，写一份使用报告，耗时两周；最后还要在头皮上钻一个小口再使用一次产品，看有没有过敏反应，耗时一天（他们拿针刺我的头时，我总是想到和尚头上加盖的戒疤，仿佛自己正在受戒）。一次完整测试给2500块，这样一个月测试两次，我就能挣5000块。我喜欢这份工作，不用上下班，不用打卡，不用与人交流，有大把的时间可供支配。虽然我要那么多时间也没什么用。
除此之外，他维持生计的手段是摆地摊卖衣服，他的衣服全都是去商店试穿时偷偷带出来的。他摆地摊的地方是一个离地铁口不远的旧货市场，每天天快黑的时候，一群形迹可疑的中老年人就背着一麻袋一麻袋的商品汇聚于此。他们销售的二手货包括衣服、鞋子、挂件、玩具、手机、耳机、收音机……我去看过一次，置身其中，感觉周围的空气都老了二十岁。胡安的衣服是这群人中最新的，自然也是卖得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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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喝得快吐了（胡安已经吐了），吃完饭已经是凌晨了，路上的车还是很多。忽然听到歌声，一辆电动三轮车从一串远光灯的迷阵之中钻出来，丈夫边开车边放声歌唱（听起来像是蒙语），妻子坐在后斗上，拿双手打着拍子，一脸满足的笑容。他们的歌声在这荒凉的北四环路上凭空建造起一片一望无际的草原，我看着他们视车辆如草丛一路北上的身影，感动得想哭。我回过头发现他们仨已经走了好远，跑上去问他们有没有听到那对蒙古夫妻的歌唱，他们都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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