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装捡橡皮，拿个小镜子趴到地上看啊！”
樊莺的特写照片占据了书报亭最显眼的位置，占据了当日晚报头版一半的版面。她的脸盘胖了些，但笑容还跟从前差不多，矜持中略带讥诮，嘴角的酒窝也没被岁月填平。醒目的照片边上是两行同样醒目的标题——
“不会吧！”
朱小军捏紧了手上的小圆镜，僵立了一会儿，颓然转身，朝自己的座位走。我跟过去，贴着他的耳朵问：“你会找你爸要吗？”
“你听说樊莺卖淫的事了吗？”刘青问杨健。
“那你帮他预约了吗？”
“你看樊莺的样子还看不出来吗？”刘青耐着性子指点道，“回到教室你注意看她的耳朵。她的耳朵红通通的，说明什么？不是卖淫就是被强奸过！”
“他可能是瞎说的呢。”
“找死啊！”刘青瞋圆了眼睛，越过我的头顶，挖了樊莺一眼。我跟着扭头偷瞄过去，她似乎睡得正香，刘海潮乎乎地耷拉在额头上。
“你他妈夏天长冻疮啊！”刘青说，“还有，你可以看看她裙子底下穿的是什么。告诉你，小得一米米的小三角裤，像把弹弓，还是粉红色的！你妈会穿那么小的、粉红色的三角裤吗？其他女生会穿那么小的、粉红色的三角裤吗？”
美女政协委员竟从风尘中来
望着她的背影，我莫名地想起了刘青吼我的话：“回家问你妈去！”
我一时语塞。
“回家问你妈去！”他拍开我的手，甩了下郭富城式的瓦片头，飞上车座，扬长而去。
“日你不就是骂你吗？”
“赚钱呗。”杨健说。
“走开！”他用喉音咆哮道。
我呢，还没升入初中，就把樊莺给忘记了，直到二十年后，才在家乡的长途汽车站跟她不期而遇。
也没有谁宣布，检查樊莺内裤的行动就无声无息地剧终了，但樊莺在中心大酒店卖淫这件事，在我们心目中，已经像真理一样板上钉钉了。樊莺呢，完全没有受我们挑衅行为的影响，仍旧时不时地用笔管戳我的背心，问我借橡皮、尺子和其它学习用品。
“找你爸要去啊。”
我正犹豫要不要跪地求饶，她开腔了：“你真的想看吗？”
我们五颗脑袋像小猪拱槽似的簇在她的脚旁，手托小圆镜贴着地面，累得腰酸背痛，却什么也没瞧见。樊莺好像知道我们的企图似的，故意把右腿搭在左腿上，还把裙摆夹在两腿之间，如同舞台上的紧闭的幕布，切断了观众们好奇的视线。
“卖淫就是卖×！”他左右张张，冷冷地说。
她还烫了发，虽然半遮半掩，梳得不那么卷了，但依然一眼就能看出来，好像这半遮半掩的企图反倒是一种强调似的。她笑起来还有一对酒窝。嘴角一牵，饱满的两颊浅浅地凹下去，静止的小河顿时流动起来。
我大概是全班被叫家长最多的一个。每隔十来天就要叫上一次。每叫一次家长，都要挨上三顿揍：回家叫的时候一次，叫到学校当着老师一次，晚上回家再温习一次。因此我早就得了叫家长恐惧症，一听见“叫你爸”三个字，就有种膀胱收不住尿的错觉。不过恐惧是能使人长智慧的，不久我就想出了对付“叫家长”的办法，就是耍赖皮。有时候还是挺管用的。
我还没讲完，哄堂大笑已快把屋顶掀翻了。史老师却依旧平心静气地擦他的眼镜，看都没看我一眼。他不时朝镜片上哈口气，然后专注地擦拭，擦个没完。等喧闹声完全平息，他才悠悠地说：“怎么办呢，又要回家叫你爸啰。”
樊莺在班上是格外招眼的。一个十五岁的“老女人”，才上五年级，怎么能不招眼呢？那么大的个子，起码比我高出一个头。何况她还是插班生。何况她还是班上唯一化妆的女生。
“你干吗不问她自己？”
此时我已从上海一所二本院校毕业多年，像条冥顽不灵的淡水鱼似的，执意留在这座海洋般的超级城市里玩命地打拼，并趁着头脑发热，做了一个倒霉女青年的丈夫和一个倒霉男孩的父亲，不过，第三次创业失败后，我又孑然一身了。
“你居然真的穿粉红色的三角裤！”我顿时恢复了勇气，凛然指责道。
突然起风了似的，她大笑起来，笑得合不拢嘴，一只手掩住嘴，一只手轻轻摇摆着，在我面前走来走去，像只骄傲的母狮子。跟我相比，她几乎是魁梧的，但我感到她的步子却像在跳舞，仿佛有旋律从她的鞋尖流淌出来似的。
我们做好了抵御樊莺反击的心理准备，不料她只泛起一抹含义不明的笑影，淡淡地说：“想看啊？给钱啊。”
“我不会再骂你了。”我说。
“我家隔壁德标哥说的。他去了几次都没排上号。他说樊莺太他妈红了，还叫我帮他预约一下呢。”
在那以后，关于樊莺的零星消息，我都是从刘青那里听来的。刘青自然宣称是从他的邻居德标哥那里听来的。
“在哪儿？”
“老师，他骂我！”樊莺倏地站起来，指着我大声说。
她没搭腔，又逼近了两步。我连忙后退。不料她在我眼前转了个身，背对我，俯到一张课桌上，“呼啦”撩起了裙摆。
蓦然重逢竟比突然离开更让人难以接受。人心真是不可理喻。好在这其实不算真正的重逢，是我单方面撞破了她的人生，她并没有撞破我的。
我想我终于弄明白了。我把看耳朵这茬儿彻底忽略了，一心只想确认樊莺内裤的形状和颜色。假如她果真穿的是粉红色的、弹弓似的小三角裤，那么她必定在镇上的中心大酒店卖淫无疑了。可我一个人实在没有胆量做这件事，于是我找到班上最好的朋友朱小军，跟他讲了我的计划。没想到朱小军听了，比我还要踊跃。为了壮大声势，他又邀请了三个男生参加。我们约好，明天早上各带一面小圆镜，一下课，瞅准机会就行动。
第二天樊莺就不见了，再没有出现过。她的座位一直空在那里。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走进教室，走向座位，视线落在她的座位上，总觉着她是刚刚离开的，她刚才还坐在这儿，这儿还缭绕着她的气息呢。究竟是什么气息，是香是甜，我说不上来。其实她在的时候，我从未留意过她的气息，但在她离开了以后，却感觉到她的气息真切地存在着，如此沉静，如此茂盛，只占据着一个小小的角落，却足以跟整间教室的其余部分，甚至外面的操场、草坪、河流、天空对峙似的。
差不多结束了，我才注意到有个人立在门框下，望着我的方向。夕阳迎面斜照过来，看不清面孔，定了定神，我从身形判断出是樊莺。
杨健极力压低声音，但他声调里的兴奋是压不住的，不过他的兴奋并没有传染给我，我只是有些诧异。
“其实我不喜欢粉红色，但既然你想看，就穿给你看呗，昨天刚买的，合身不？”
凭我的智力，在樊莺站起来告状的那一刻，我就明白了此“淫”非彼“盐”，“卖淫”肯定不是件好事，但究竟怎么个不好法，我依旧弄不明白。我非把它弄明白不可！
“就在镇上的中心大酒店。”
我自然不敢问我妈，但问题忍得住，好奇心是忍不住的。第二天上午，课间操散场后，我抓住刘青的胳膊，请他一同上厕所。
变身公共情妇侵吞巨额国资
在我们江淮方言里，“淫”和“盐”是同音字。卖盐为什么要到中心大酒店去卖？这很奇怪。生活经验告诉我，盐只有在镇上的供销社或村里的小卖部才买得到，而且从不送货上门，怎么可能卖到中心大酒店去呢？还是这么个女学生去卖。虽说樊莺年龄偏大了些，仍旧是不可思议的。那样的画面我无法想象。
果然是粉红色的三角裤，果然像弹弓一样！即便在所剩无几的光线下，也分外的扎眼。由于注意力高度集中，我完全忽视了她隐秘的身体。
“她为什么要到中心大酒店去卖盐呢？”收回视线，我又恳求地问道。
“你他妈又来了！”他斜视着我，僵立在操场上，“问吧问吧，就在这儿问。我警告你，别再问×怎么卖，小心我揍你。”
“我是问，你想不想日我？”
朱小军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没钱！”
我的脑袋好像被弹弓命中了，完全失去了想事情的能力。
机会果然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第二天，早读课刚结束，我的同桌杨健就出去玩了，等于是主动把场地腾给了我们。我连忙搬开我的椅子和杨健的椅子，递眼色叫他们四个快过来。于是他们一手攥着橡皮、一手握着小圆镜向我走来。我也跟他们一样准备就绪。
毫无疑问，她是个美女，带点狐媚的那种。当然，这是我多年以后的看法，那时候我是不会这么想的。那时候在我眼中，瘦小、苍白、不苟言笑、老跟我过不去的学习委员俞玲玲才是美女。樊莺嘛，只是一个突兀的异物，像卡在别人喉咙里的鱼骨头，虽然碍不着我什么，但眼看别人拼命地咳、拼命地呕，我也有种不舒服的感觉。
我也偶然听见村里的大哥哥说起过邻村的德标。“德标这怂就喜欢满嘴跑火车，早晚要跌在一张嘴上。”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为什么要到中心大酒店去卖呢？”
其他三个连声附和。见此情景，我的五脏六腑也松弛下来，怒视着樊莺，好像自己正在见义勇为。
杨健的口气越发生硬了。我不敢再问下去，怕把他惹毛了，挨上一顿暴打。
这么多年，我从未打听过樊莺的音信，她过着怎样的生活，光鲜或是落魄，游刃有余或是身不由己，都与我无关，我也不关心。谁料此时，在这萧瑟的季节，破败的街头，忽然以这样的方式重逢，她的人生被打包成一篇新闻报道掷到我的面前，我却好像受了严重的伤害，好像她是与我极亲近的人，好像这是一次蓄意的羞辱。
我不禁浑身一凛，所有的毛孔都收紧了，随即又松弛下来，手指也跟着一松，行李包闷声跌在地上，可下意识地低头看，它仍牢牢地攥在手里，然而，我分明感到有什么东西从身上滑落了，陡然的失重使我轻飘飘的犯恶心，像迟到的晕车反应。
我迷茫地点了点头，问：“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们不死心，接下来的一个礼拜，一有机会，就钻到樊莺的课桌底下，但没一次得逞的。对樊莺而言，打败我们实在是轻而易举。她只须两腿交叠，夹住裙摆，我们就只能干瞪眼。
我们五个几乎是同时“不小心”将橡皮“掉”向樊莺的脚旁，然后又同时钻向她的课桌底下。樊莺穿了条橘色的亚麻长裙，拖到小腿肚的模样。她还穿了双乳白色的高跟鞋。我这是第一次留意她的脚。她居然穿高跟鞋！不用检查她的内裤，也基本上可以确信刘青的话了。但我还是想检查一下。
德标哥说，樊莺被镇派出所给抓了。德标哥说，樊莺做了派出所马所长的二奶了。德标哥说，马所长升到市里当副局长了，把樊莺也悄悄带去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你什么都不懂，跟着他们瞎起什么哄呀！”她停住脚，板起脸，责备道，“乖乖做你的好学生吧。走了。”她将手别到身后，左手握住右手的手腕，边走边向我摇了摇。
见我消停下来，樊莺踱进教室，带上门，施施然向我走来。我的心脏像被提住脖子的鸭子拼命蹬腿。她一定是想打我，起码扇我一记耳光，顺手抄起张椅子往我脑袋上砸也不无可能。得罪了这么可怕的一个人，自己怎么就没放心上呢？这下可落在她手里了。
我琢磨了片刻，说：“长冻疮不也是红通通的吗？”
下午是两堂作文课。史老师布置完题目，就坐在讲台后面擦眼镜。我们坐在底下绞尽脑汁地编。我感到背心又被戳了两下。樊莺找我借自动铅笔的铅芯。我转身把铅芯递给她的时候，问题从嘴边滑了出来：“你为什么到中心大酒店去卖盐？”
史老师话音刚落，我便放声嚎啕起来，泪如泉涌，一张脸霎时变成了沼泽。我无论如何不肯离开座位。老规矩。史老师给我同桌杨健递了个眼色。杨健会意，半扛半拖，把我扔到了教室外的走廊上，关上门，插起插销。我只好哭得更坚决、更放肆、更恶形恶状，并且将嘴巴贴到门板上，竭力让哭声钻进教室。或许是白费劲，但保持嚎哭就有希望嘛。果然，过了大约半堂课的时间，门板背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那样沉着有力，一定是史老师。史老师一定会打开门，叫我滚远点，别影响其他同学写作文。我心里已经有了主意，于是拼命屏气勒喉咙。史老师拉开门，还没来得及说话，我就“哇”的一下，呕了一口淡绿色的胆汁在他面前，给他造成我已经哭得肝胆俱裂的假象。他果然被我唬住了，松开蹙着的眉头说：“这次先放过你。滚回座位上去吧。”
樊莺应该是外向开朗的性格。我经常听见背后传来嗤嗤的笑声。语文课上，史老师讲着讲着，冷不丁抖一记幽默，她嗤嗤地笑；课间，邻座的同学聊天时说了什么有趣的话，她听了，也是嗤嗤地笑。有时候着实太好笑了，她笑得不行，便捂了嘴，伏到桌上，只看见两个肩膀摩托车发动机似地抖。但她从不参与大家的聊天。她也没有可以唧唧呱呱讲小话的密友。除了课间上厕所，她就钉在座位上，端端正正地坐着，目光低垂，好像在看书，又好像什么都没看。她只有耳朵是开放的，否则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笑。我可能是她交流最多的同学了。她时不时地会用笔管捅捅我的背心，问我借橡皮、尺子，或者别的学习用品。
偏偏她就坐在我后面。她个子高嘛，自然被安排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独坐。我呢，由于活泼好动，管不住嘴，上课爱讲小话，被俞玲玲记过不下一百次名字，所以也被班主任史老师发配到了靠后的座位。就这样，跟樊莺做了邻居。
她放下裙摆，直起腰，转过脸来，笑道：“我为什么不能穿粉红色的三角裤？”
杨健的口气很冲，把我给噎住了。他丢开我，问刘青：“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想日我吗？”
我提着硕大的行李包（我如今的全部家当），搭长途汽车回老家过年。从车站出来，匆匆朝马路走，一双熟悉的眼睛焊住了我的腿脚，使我静止在一座锈迹斑斑的书报亭前。
夏天的午后，我们是要午睡的，就趴在课桌上睡。那天我心里莫名“鸡躁”，横竖睡不着，只好闭着眼睛干趴着。不知熬了多久，脑勺后头传来前排刘青跟我同桌杨健讲小话的声音。
“不是说过了吗？我邻居告诉我的。”
“我错了。”我老实巴交地说。
一根根头发变成了一根根铅丝，不由分说扎进了我的脑壳。
头一个沉不住气的是朱小军。他喘着粗气从桌底钻出来，把橡皮往地上一扔，气汹汹地对樊莺说道：“你敢去卖淫，还不敢给人看！”
“好吧，”我咽了口吐沫，“那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樊莺卖这个的。”
白皙的面颊泛着水光，眉毛是荡在水波上的两条柳叶舟，嘴唇是开在岸上的一朵红芍药。跟集市上那些满脸厚厚的膏粉、一走路就扑落落往下掉的妇女很不一样，她的妆跟她的脸是一体的，好像不化妆反倒不自然似的。真真是眉目如画呢。
“什么？”我自然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但是——“那个怎么卖呢？”
我们只好吃力地爬出来，灰溜溜地解散。把凳子归位后，我埋怨地扫了樊莺一眼。她依旧目光低垂，镇定如常，酒窝里漾起一丝讥诮的笑意。
我张开眼睛，小心翼翼地扫向讲台，空着，史老师不在，又扫向俞玲玲的座位，她似乎睡得很熟，于是连忙调了个方向趴着，直截了当地向他俩打听，樊莺为什么要到中心大酒店去卖盐。
我的脑袋像挨了一枪，瞬间炸开了，慌忙也站起来辩解道：“我没有骂她，我只是问她为什么到中心大酒店去卖盐。我知道上课不应该讲话的。老师，我错了。”
我跟杨健虽然是同桌，但并不是一路人。杨健坐在后排，是因为人高马大——班上的男生都喊他大哥，史老师气急败坏的时候还骂过他小痞子。我在班上年龄和个头都是偏小的，坐在后排的原因，前面已经交代过了。学习成绩上，我算是好生的。
放学后，我巴结地尾随刘青往自行车棚走，一路上，反复问他卖淫是怎么回事。他疾步走着，对我不理不睬。到了自行车棚，他摘下书包，塞进车篮，打开锁，推出车子，径自要走。我鼓足勇气，一把抓住车龙头，哀求他回答我。
那天下午的自习课上，我揉了个纸团向朱小军掷去，被突然出现在门口的史老师逮了个正着。罚我放学后独自留下打扫卫生。这比叫家长容易接受，感觉倒像是中了奖。打扫得干不干净，第二天谁还能拿鼻子凑到地上去嗅呢？胡乱应付一下就是了。
“不去那儿卖去你家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