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是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代表作家,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
巴尔扎克出生在图尔城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小学和中学时代一直过寄宿生活,未能享受家庭的温暖。一八一四年全家迁居巴黎。一八一六至一八一九年巴尔扎克攻读法律,并先后在诉讼代理人和公证人事务所当见习生,接触到形形色色的案件和社会的丑恶内幕。与此同时,他去巴黎大学文科听课,获文学士称号。从一八一九年起,巴尔扎克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十年探索。
在这期间,巴尔扎克写过悲剧和神怪小说,成就不大。为了摆脱经济桔据,他曾投身商业,开办过印刷厂,出版过古典著作,最后负债累累,以赔本告终。随后他又重新转向文学事业,于一八二九年发表《人间喜剧》的第一部作品《舒昂党人》,初步奠定了作者在文学界的地位。
巴尔扎克通过这一阶段的经历,以及对哲学、经济学、历史、自然科学、神学等的广泛研究,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他坚持正统的保王观念,对贵族的衰落充满同情,但反对日益得势的金融资产阶级;他同情下层人民的困苦生活,但坚决维护私有制度。总的来说,在思想上巴尔扎克代表中小资产阶级。与此同时,他的创作艺术日趋成熟,走上了批判现实主义道路,把注意力投向当代社会风俗,写出了被称作社会百科全书的《人间喜剧》。
一八二九到一八四八年是巴尔扎克创作《人间喜剧》的时期,也是他文学事业的鼎盛时期。他工作极其勤奋,每日伏案一般都在十小时以上,有时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他以惊人的智慧和毅力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创作小说九十一部,平均每年产生作品四、五部之多。
《交际花盛衰记》叙述风尘女艾丝苔与青年诗人吕西安秘密相爱,在一次假面舞会上,她被人认出,便想以自杀掩盖自己的身世。扮成西班牙教士的越狱苦役犯伏脱冷救了她,将她控制在自己手中。伏脱冷也因救过吕西安的命而成为吕西安的主宰,并企图通过他向统治者报仇。为了有足够的钱扶持吕西安进入统治阶层,他逼迫艾丝苔重操旧业,充当金融家纽沁根的情妇。艾丝苔含恨自杀。吕西安和伏脱冷受牵连而被捕入狱。不久,吕西安也在狱中自尽,伏脱冷在精神上受到巨大打击。他在狱中与当权人物作了一番激烈搏斗后,终于归顺官府,当了巴黎警察局保安处处长。
艾丝苔美丽单纯,原是风月场中名媛,遇上吕西安后,爱情给了她第二次生命。她对吕西安一往情深,渴望过幸福贞洁的生活。然而,烟花女的身世和地位使她与沉浮在上流社会的吕西安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社会天堑。吕西安是个花花公子,沉而于放荡和逸乐,他本性儒怯,却又怀着勃勃野心,向往在高层出人头地,于是他把自己出卖给了魔鬼伏脱冷,不仅害了艾丝苔,也使自己连同他的野心一起葬送在牢房之中。艾丝苔与吕西安的爱情只能藏藏匿匿,与世隔绝,一旦遇上冷酷无情的社会现实,必然带来悲剧性后果,正如艾丝苔悲叹的那样:这个世界
永远不会接受我们,它屈膝于金钱和名气,却不肯对幸福和美德让步!他们的爱情,连同他们本人,仅仅是社会(包括上流社会和黑社会)统治势力相互斗争所需要的工具。艾丝苔就像一只风筝,吕西安犹如伊卡洛斯,[注]爱情一旦破灭,他们就会从空中坠下,摔得粉碎。
《幻灭》的中心内容,是两个有才能,有抱负的青年理想破灭的故事,主要公吕西安是一位诗人,在外省颇有些名气。他带着满脑子幻想来到巴黎,结果在巴黎新闻界恶劣风气的影响下,离开了严肃的创作道路,变成无耻的报痞文氓,最后在党派倾轧、文坛斗争中身败名裂。他的妹夫大卫·赛夏是个埋头苦干的发明家,因为敌不过同行的阴险算计,被迫放弃发明专利,从此弃绝了科学研究的理想。
作者将这两个青年的遭遇与整整一代青年的精神状态,与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巴黎生活的影响联系在一起,使之具有了普遍意义。在巴尔扎克笔下,十九世纪的巴黎好比希腊神话中的塞壬女仙,不断地吸引着和毁灭着外省的青年。
青年贵族费利克斯追求莫瑟夫伯爵夫人。伯爵夫人丈夫暴戾,家庭生活缺少乐趣。他的介入,掀起她感情上的波澜。她忍受着内心的痛苦,对丈夫保持忠贞。弗利克斯后去巴黎,经不起贵妇迪物利小姐的诱惑,附入情网。伯爵夫人得悉,悲痛欲绝,把死当作是天主的恩赐。弥留之际,弗利克斯赶到,她在临终时给他的信中吐露了陷衷。这是一曲哀婉动人的爱情悲歌。古堡发生的故事中,却让我们看到了时代变幻的风云。百日政变的影响,宫廷变化,老贵族的流亡生活,年轻贵族巴黎发迹,等等,无一不打上深深的时代印记。这是巴尔扎克最优秀的小说之一,是法国文学遗产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欧叶妮·葛朗台》的故事情节简单:天真美丽的葛朗台是悭吝精明的百万富翁的独生女儿,她爱上了破产的表哥,为了他不惜激怒爱财如命的父亲,倾尽全部私蓄资助他闯天下。至此,父女关系破裂,胆小贤淑的母亲吓得一病不起。在苦苦的期待中丧失了父亲、损耗了青春的姑娘,最终等到的却是发财归来的负心汉。巴尔扎克为整个故事情节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行动背景,并在这一背景中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不仅是典型化了的个人,而更是个性化了的典型。这种套路的故事,不但没有使巴尔扎克的作品落入俗套,反而更展现出了大师的风格与魅力,尽显整部作品的光彩。
贝姨是巴尔扎克笔下相当特殊的一个形象。小说以其命名,可见作家对她的重视。她为某种情欲所左右,但色调构成却十分复杂。
集丑与恶于一身,是这个人物给读者的第一印象。作家为她勾画了一幅令人生厌、令人生畏的漫画像,又赋予她同样令人生厌、令人生畏的嫉妒心。这种仿佛与生俱来的怪癖心理,侵扰着她自己的灵魂,也破坏着别人的幸福;在与瓦莱丽的淫荡结合后,更形成为一种巨大的,甚至能毁灭整个城市的邪恶力量。 但是,贝姨的形象又远非恶的化身。作家把《贝姨》和《邦斯舅舅》同列于《穷亲戚》的总题之下,而穷亲戚却是贫富分化的社会中的受害者,巴尔扎克对之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老音乐家(指邦斯舅舅一一笔者注)是穷亲戚,心地善良,受到不公正的重压;贝姨是穷亲戚,生活在三四个家庭之间,受到不公正的重压;一心要为她的痛苦复仇。①由遭受不公的重压而生嫉妒之心,由嫉妒而不择手段地报复,这就是贯穿贝姨这一形象的线索。人们难以用行为的卑劣可鄙去否定其动机的合情合理,也难以用动机的情有可原来肯定其行为的刁钻狠毒。形象的底色就是驳杂微妙的。 不仅如此。在作家笔下,贝姨还是一个处于野蛮人和文明人,或者说是乡下人和巴黎人交叉点上的人物。作为野蛮人或乡下人,她贫困、勤劳、憎恨人间的不平等,具有充沛的精力和顽强的意志,同时,她又丑陋、自私、隘、愚钝、凶狠、残忍。来到巴黎,在受到京城的影响,知道了法律、认识了社会之后,她开始用理智抑制情欲,以文明驾驭愚昧,形成了更为繁复的色彩。一方面,贝姨对不平等的感受更加强烈了,因而复仇意识也更加强化,嫉妒激愤之中,似乎已包含着某种反叛的因素。另一方面,巴黎又以它的文明腐蚀着这个乡下人的本性,使她变得工于心计,藏巧于拙,于不动声色中把阿黛莉娜一家搅得鸡犬不宁,分崩离析。经过文明修饰的野蛮,显示了更加恐怖的力量。 如果我们不执拗于简单化地界定人物的正反面或规范其阶级属性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难通过贝姨的形象看到作家对社会堕落的深刻揭露。社会的不公正在制造着愤懑、叛逆,也在制造着畸形、变态;社会的腐败既侵蚀着于洛式的贵族,也侵蚀着贝姨一类的穷人。在对立的两极背后,同样可以透视到社会的深重罪恶。贝姨在千方百计戕害对手的同时,也使自己陷进了肮脏的泥潭,毒化了自我的灵魂,直至毁灭了自己的生命。巴黎时期的贝姨,嫉妒之火中已包含着对金钱、权势、虚荣的渴望。她是社会不公正的受害者,又以并不公正的手段来对付社会。
贝姨这一典型,属于巴尔扎克风格,也显示着巴尔扎克创作的深化。这是一个偏执狂式的人物,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合体:城市与乡村、文明与野蛮、反叛与沉沦,巧妙地交织于一体,融进了丰富的生活内涵和社会意识。 象巴尔扎克的许多创作一样,这也是一部近距离反映现实的作品。作家动笔于一八四六年八月,一八四六年十月八日至十二月三日在《宪政报》上连载,一八四六与一八四七年之交修订编辑成书。一八四八年收入《人间喜剧》初版第十七卷。而作品主要情节的起止年代是一八三八年七月至一八四六年二月。因此,可以说作家新写的是刚刚过去的,甚至是尚未完全过去的生活。
这段时期,属七月王朝后半期,是社会弊端日益显露的时期。马克思曾作过这样的概括:在一切地方,上至宫廷,下至低级的咖啡馆,到处都是一样卖淫,一样无耻欺诈,一样贪图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财产来发财致富。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不健康的和不道德的欲望以毫无节制的、甚至每一步都和资产阶级法律相抵触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种形式下,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寻求满足,于是享乐变成淫荡,金钱、污秽和鲜血就汇为一流了。① 马克思从腐败的现实中探寻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的根由。巴尔扎克对革命不感兴趣,甚至颇有抵触,但他却以史家的真诚和艺术家的敏感,勾勒出这幅荒唐绝伦的图画,仿佛也预示了现存秩序的难以为继。
一部传统的小说,自然可以用传统的方法去解读。让我们着重看一看《邦斯舅舅》中的主要人物邦斯舅舅。
邦斯舅舅是个旧时代的遗迹。小说一开始,便以极富象征和概括性的手法,为我们描绘了他那悲剧性的外表及这外表所兆示的悲剧性的命运。
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巴黎,那是七月王朝统治时期,法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经受着激烈的动荡。贵族阶级逐渐没落,资产阶级政客、大银行家,投机商和大批食利者占据了法国的政治和经济舞台,而邦斯舅舅在这个时代的的舞台上是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他衣着的某些细微之处依旧忠实地保留着一八○六年的式样,让人回想起第一帝国时代。这个又干又瘦的老人,在缀着白色金属扣的暗绿色上衣外,又套着一件栗色的斯宾塞!……一个穿斯宾塞的人,要知道在这一八四四年,不啻于拿破仑尊驾一时复生,
怪不得他一出场,巴黎街头早已麻木的无聊看客也不由得发出含义丰富的微笑,带着讥刺、嘲弄或怜悯:他身上无意中留存了某个时代的全部笑料,看起来活脱是整整一个时代的化身,就像人们说帝国式样家具一样,毫不犹豫地称他为帝国时代人物。
这位帝国时代人物,原本是个颇有才华的音乐家,他的曲子还获得过罗马大奖。当初,国家把他派往罗马,本想把他造就成一个伟大的音乐家,可他却在那儿染上了古董癖,还染上了七大原罪中恐怕上帝惩罚最轻的一桩:贪馋。
一方面,邦斯那颗生机盎然的心灵永不疲惫地欣赏着人类壮丽的创造,在收藏和欣赏人类的艺术创造中得到慰藉和升华;另一方面,他那张挑剔的嘴巴充满嗜欲,腐蚀了他的气节,那嗜欲潜伏在人的心中,无处不在,在那儿发号施令,要冲破人的意志和荣誉的缺口……
从表面看,似乎是邦斯犯的那桩原罪——贪馋把他推向悲剧的道路,由一个具有艺术追求的音乐家沦落到一个吃白食;养成了吃好喝好的恶习,只要能够继续活个痛快,尝到所有那些时鲜的瓜果蔬菜,敞开肚子大吃(话虽俗,但却富有表现力)那些制作精细的美味佳肴,什么下贱事都能做得出来。他不仅为满足自己的贪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丧失了独立的人格,而且还被腐蚀了灵魂,对交际场上那些客套,那些取代了真情的虚伪表演全已习以为常,说起来恭维话来,那简直就像花几个小钱一样方便。
然而,这仅仅是邦斯人生悲剧的一个方面,一个非本质的方面。他的悲剧的深刻原因,在于他的穷,在于他与他的那些富有、显赫的亲戚根本上的格格不入。一个在一八四四年还穿着斯宾塞的帝国时代人物,偏偏又生活在一群七月革命的既得利益者之中。在他身边,有法国药材界巨头博比诺,当年闹七月革命,好处尽让博比诺得了,至少与波旁王族第二分支得到好处不相上下;有不惜牺牲自己的长子,拼命向政界爬的老卡缪佐;有野心勃勃一心想当司法部长的最高法院庭长;有公证人出身,后来当上了巴黎某区区长,捞尽了好处的卡尔多。邦斯担任乐队指挥的那家戏院的经理,也同样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暴发户。
从本质上讲,邦斯是个艺术家。只有在艺术的天地里,他才拥有青春;只有与艺术交流时,他才显得那么才气横溢。在乐队的指挥台上,他的手势是那么有力;在他的那间充满人类美的创造的收藏室里,他是那么幸福。对于艺术和美的创造,他是那么一往情深。他热爱艺术,对任何手工艺品,对任何神奇的创造,无不感到一种难以满足的欲望,那是一位男士对一位美丽的恋人的爱。甚至,当他因为得不到爱而绝望,投入到连富有德行的僧侣也不可避免的罪过——贪馋的怀抱时,也是像投入到对艺术品的热爱和对音乐的崇拜之中。
然而,他对艺术的热爱是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相悖的。对七月王朝时期那些资产阶级暴发户来说,音乐只是那些音乐家的一种糊口的手段,戏院经理戈迪萨尔看重邦斯的,不是他的才华,而是邦斯编的乐曲可以给他招徕观众,带来滚滚财源;对爱慕虚荣,耍尽一切手段要让丈夫当上议员,乃至司法部长的德·玛维尔庭长太太来说,邦斯搜集的那些艺术品,那些稀世珍品,纯粹是一钱不值的玩艺,艺术痴迷的邦斯,完全是一个怪物。
在这些人的府上,邦斯老人经受着百般的奚落、嘲讽和耍弄,最终被逐出他们的天地,实在是不可避免的。在他们这里,没有艺术的位置,他们崇拜的是成功,看重的只是一八三○年以来猎取的一切:巨大的财富或显赫的社会地位。剧院的头牌舞女爱洛伊斯·布利兹图说得是那么一针见血:如今这个世道,当老板的斤斤计较,做国王的巧取豪夺,当大臣的营私舞弊,有钱的吝啬抠门……艺术家就太惨了!看来,邦斯由艺术家沦为吃白食的,这不能不说艺术本身的沦丧,而邦斯的悲剧,恐怕就是艺术的悲剧了。
这部名闻遐迩,常盛不衰的小说,一般被视为《人间喜剧》的序幕。《人间喜剧》中的许多重要人物,都在本书中初次登场。小说以大学生拉斯蒂涅入世之初的经国为线索,展示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而又骇人呼闻的巴黎社会,作者让这位未来的风云人物从不同的社会阶层,以不同的方式接受到同样性质的启蒙教育,终于使这个来自外省的青年丧失了天真,正直和良心,为今后的飞黄腾达打下了基础。在所有这些教育中,最惊心动魄的莫过于高老头的惨剧,正是在埋葬了自己最后一滴眼泪,从此以野心家的姿态向社会发起了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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