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风雨同舟
依照编辑们的意见,我于1998年春节期间再赴辽宁,去补写《再造马家军》的新篇章,返京后在4月初完成。遥想我第一次去辽宁采访,一晃间,竟已三载春秋逝去。到出版这期《中国作家》的时候,想一想,马俊仁先生已近55岁,王军霞也已经25岁了。历史将不再记挂英雄们的缺憾与不足,而将永远留下他们光辉的业绩,尽管这业绩是无比悲怆的。
《但悲不见九州同》则是我在一次发言中提了个设想,山西《黄河》编辑部追逼“催产”的结果。《太行山断裂》更是《花城》编辑们从北京毅然拿到广东给救活的……我尊重文学编辑,绝不仅仅是出于礼节或职业道德,而是在创作中寻求着力量,追赶着质量,保证着数量。甚至可以直白地说,我是在挽紧了编辑们做搭档,就像乔丹舍不得皮蓬那样。赢了球,我们共同把奖杯举起来;输惨了,我们是一根藤上的俩苦瓜;丰收了,我们是打谷场上乐呵呵的一家子;战败了,那便是俘虏营中俩伤员抬着一副滴血的担架!
你永远难以见到中国足球人有纵情大笑的情景,结果中国球迷也落了个一任大泪滂沱的使命。
在中国西北地区黄土高原上,有一处黄帝陵。炎黄二帝是华夏民族的人文初祖,这黄帝陵对于后来的我们自然意味深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务院即把此陵列为古墓葬第一号善加保护。1995年深秋,我到那里寻访始祖遗踪,想给笔头沾点儿仙气,见古朴的陕西人正在凝聚力量重修祖陵祖庙。有青石轩辕桥跨过印池碧水,五千块鹅卵石筑于大桥之上,象征我中华民族深值骄傲的五千年文明史。再看新建的功德坛,构思更加宏伟,其直径达到54米,上设天鼎、地鼎、人鼎,鼎高丈三,集中体现天人合一、法乎自然、圣地无双之势。斯时我正在写着关于中国田径马家军的故事。驻足黄陵,思接千载,瞻仰三鼎,茅塞顿开。
我一直想把报告文学这匹马驹,赶向小说的骏马群中。我羡慕小说家叙事中那灵动的神思,那活力四射的语言,唯如此,报告文学始可驰骋疆场。在讲述客体的故事时,要严格运用真实的细节,而在马家军的故事之外,又何妨有一个充满了寻觅、求索、自省、感喟的作家故事的存在?我愿意像小说家、散文家那样高扬着强烈的主体意识而激扬文字。在报告中“无我”,在文学中“我在”,糅合而成为报告的文学或文学的报告。过去,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在《小木屋》中,我们曾经看到过这种充溢着作家主观感受和心灵冲动的美,很可惜,后来被偏重于理念的冰水所浸泡。九-九-藏-书-网
又一个十年之后,我也会进入马俊仁先生现在的年龄。到那时,已过耳顺之年的老马,与人近中年的王军霞,与《中国作家》的编辑们,与我,定会相见,让我们紧紧地握手。
这位萧老兄此前我只是相闻并不相识,早知他视编辑事业如生命,又分管报告文学的编发,多年来在他手上不知推出了多少佳作。此刻定是“职业病”又犯,一见面,他极坚定地不许我携稿而去。他像一个风雨中的渔夫,网提半边,未知网底有无鱼鳖,是不会放弃的。多年来,每一期刊物,他都是这样,站在船舷边,在波涛中一网一网打捞作品。有时候,他打捞起满网的失望,重又坚毅地把网撒向江河。这一次,他并不拐弯抹角,像许多东北汉子那样说话:赵瑜你啥也甭说,我只看两天!好货对不起我留下,赖货我登门给你送去,告诉我你住在哪儿!
报告文学的前途,是往宽里走,往深里挖。在遵守真实性原则的严酷前提下,认真地向小说和其他艺术取经求宝,以拿来主义,以杂交优势,以优势互补,赋予报告文学新的血液、新的面貌。我们面对着极鲜活的当代现实生活,却要用极古板的艺术形式去承载,就很不好办。九-九-藏-书-网中国队踢足球输的时候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缺乏创造的灵悟,木然僵化,仿佛健儿们的腿是假肢,战术皆来自兵书且尚未读通,只剩下板着面孔退场的份儿。
1998年5月24日晨北京寓中
《中国作家》向以推动当代报告文学的发展为己任,许多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从这里启动,在这里成名。因此,杨匡满、萧立军等编辑一直在思考着报告文学的得与失。匡满兄与我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了,他的诗情,他的创作实践,使他不能满足于缺乏文学色彩的任何一类作品。也许他是基于这个原因,看到《马家军调查》比我原先的社会问题作品注重了一点文学性,就再也舍不得撒手。想发节选,觉得容易片面;想发连载,觉得半途必殇。从1996年初完成这书的写作,大约是在那年的秋季交给匡满兄指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不乐意把稿子退给我,我也并不曾催促他定稿刊发。朋友间,有心灵的沟通和理解足矣。在这期间,章仲锷老师与匡满兄都与我交换过一个善良的想法,就是期待着马家军再创辉煌。马俊仁和王军霞都太不容易了,舆论界包括国际上,都在爆炒“兵变”的悲剧,让他们这一老一小安静些时日,好好地养愈创伤,《马家军调查》如发表过早,并不利于马家军成员对全文的正确认识,他们唯有在逐步提高了各自的承受能力之后,才能做到冷静地看待别人和自己。如爆炒再度加温,更不利于新老马家军集中精力恢复训练,去完成亚特兰大奥运会的艰巨使命。
《中国作家》的编辑还有我,给历史留下的,也许只是从文学先辈那里承继而来的一点良知。
理念固然可贵,激情岂可残缺?报告文学理应区别于哪怕是最好的社会学调查,理应区别于最好的通讯报道,理应在运用绝不虚构的素材时,达到生活本质的美,追求文学的美、心灵的美,使读者与我们一道,同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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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共欢笑。大约有半年时光,“抡圆了写”这句话时在耳畔。作品的主体部分完成于太行山巅的古城陵川县里,我常常自问:赵瑜你抡圆了吗?我对于“抡圆”的理解,除了自己不遗余力这重意思之外,还有要写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重意思,还有充分借鉴其他艺术手法的意思,感谢章老师!
赵瑜
转而又想,强悍的马家军为啥后来经历了重创?谁重创了马家军?
我生活着,故我歌唱。
报告文学越写越僵,文学编辑们就缺少了生命的快感,读者们就会“换频道”,评论家们如李炳银等先生就生出了去打打麻将的念头,书摊儿的老大爷就扑向了戴安娜。我原先也做过文学编辑,尤其看重编辑们宽广的思索和中肯的意见,而他们的见识,他们的直觉,往往是作家们最好的参照系。天下没有哪个编辑想把一部好稿子整坏。报告文学文体的革新,只有作家与编辑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十年前《当代》发表《强国梦》,编辑部五位资深编辑不仅奋力“接生”,而且在数年之后,仍然给了我独行于辽东半岛深入马家军的动力。在马俊仁故乡的崇山峻岭中,在王军霞故乡的热炕头上,在大东北呼啸的寒风里,在旅顺港漫长的海岸旁,我真真切切地、不止一次地想到了秦兆阳、朱盛昌,想到了章仲锷、何启治,想到了刘茵在新年之夜到旅社来,帮助我修改《强国梦》的情景。《兵败汉城》的紧急约稿,直至从写作到发表,全赖于上海编辑们的当机立断,运筹帷幄。
——创作札记
我笑了,匡满兄也笑了,这位萧兄,求人都不弯一下腰!
我今年四十多岁,也算是经历过一点儿风雨,受过一点儿磨难,我从不悲观哀伤,幸运之处在于,我总是遇到道义相投的真朋友。你不孤单,你就不悲伤;你不诉苦,你就不苦;你不刻意于人际,你就能与好汉同行上山冈。
到了1998年初,我要到《中国作家》去取回稿子,主要目的是想利用闲暇细看一遍“旧作”。匡满兄实在舍不得还给我,便与萧立军交换意见。99lib•net
随后我得知,萧立军对报告文学创作的感悟竟与我同步。他读稿子多,改稿子多,总是往文学性上靠。他认为这一网打着了一条他所喜欢吃的那种偏口鱼。萧兄力主刊发此稿,并力主突破历史惯例,以整本全卷规模一次性刊发此稿。意见很快统一。与《强国梦》当初命运惊人相似,《中国作家》杂志社五位社委:章仲锷、杨匡满、萧立军、杨志广、何建明,共担责任,同攀险峰。我惊异于章仲锷老师从《强国梦》到《马家军调查》,竟是一位“二战”老兵。他们自那一天起,就发动全刊将士把第三期的出刊当成一场战役来打,一切为了顺利出刊。用萧立军的话讲:一切为了使这部作品问世,让书斋里的稿子变成社会的财富。
1995年初夏,我从辽宁回到山西,又来到北京,马家军营寨里五十多天的生活,使我背出了一个足够沉重的行囊。满肚子的话未知从何说,笔往哪里下?我找到章仲锷先生的新居,讲给他一堆没有头绪的故事。我之所以这样做,除了十年前《强国梦》的前缘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章先生对于重头长篇多有把握,此前他主持的《文学四季》屡以鸿篇巨制获胜,马家军的故事如以中短篇说话实难说清。章大编辑谈了许多设想后,给我印象很深的两句话,一是说报告文学应秉笔直书,但不可偏激,二是“你要抡圆了写”,求丰富而拒干枯,以此两点来对得住马家军这一堆难得的好素材。
当代马家军的辉煌就像昔日王师国旅的胜利,曾经令我们激动不已。天鼎、地鼎、人鼎,正可以借来用做书中的三个部分的标题。
我从20世纪80年代呐喊的文学喧嚣中走来,走入90年代,带着一个贯穿始终的感觉——在文艺创作的洪流里,论实践,论探索,散文不及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不及小说,小说不及美术,美术不及诗歌。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要突破禁锢,最勇敢者是早期的诗人们,远在知青时代和四五运动中,诗歌的光焰就灼伤了封建专制者的昏眼;画家们的队伍从“星星美展”出发,掠过北大荒,占领首都机场,踏过了父亲的土地,再不回头;小说家从回归到革命到成熟到收获,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奠基者,他们不仅在短短的20年里成就了自身,并且还推动了中国的电影。我用报告文学来叙事,实在是因为我的愚拙无奈。如果我有稍大一些的创造才能,我还是想成全一个虚构艺术的世界。小说主题的厚重深刻,小说文体的相对自由,小说语言的地道与美好,小说作者主体意识的高扬,小说批判的含蓄而有力,小说人物的生动神奇,小说叙述的多变与幽默,小说中生活场景的广阔深远,小说中氛围的尽情营造,小说中无故事的复杂心理或有故事的悬念构置,特别是小说总是把人、把动物、把我们的生命视为研究的对象,这需要多么值得沉醉的创造力!80年代后期,是中国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鼎盛时期,好评如潮而读者踊跃,报告文学作家进入黄金时代,我的几篇尝试性的作品也算出了点风头——即使是在那时,我也没有找到自己进入创作佳境的真感觉。我力图摆脱报告文学特定规范的捆绑,却始终在文体的狭窄河道中困惑着、怀疑着。为了获得讨论,我在那时曾经唱过关于报告文学的低调子,记得其中一篇文章叫做《清醒才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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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给不了编辑什么,编辑却总是与作家风雨同舟。
马家军为何不能重新崛起?秋风萧瑟,落叶飘零,黄土地上的千年古陵沉默无言。唯余黄河之水在晋陕峡谷中静静地流淌。
对马家军补台而不拆台,永远是我们的共识,即使是文中人物有些缺点,我们仍是宽容他们、爱戴他们的。作品晚一些面世,又有什么关系呢?